制约和监督权力，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目标。
[8]参见郝铁川：权利冲突：一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法学》2004年第9期，第3-6页。[57] （二）依照基本权利位阶予以处理 基本权利间是否存在明确价值位阶秩序，是解决其冲突时的重要标准。
[108]Vgl. Stern(Fn.11), S.611. [109]Vgl. Robert Alexy, Theorieder Grundrechte, 1985, S.315. [110]参见施瓦布，见前注[99]，第492-493页。相较而言，我国处于理论学习和移植状态，具有后发优势，对基本权利冲突的解决办法可以有更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同时由于法律合宪性审查制度和实践的阙如，故更多寄希望于立法能对包括基本权利冲突在内的宪法问题予以充分考量，从源头上防止此类争议。本案与德国的拒绝服兵役第一案[22]同出一辙：后者涉及的是良心自由和服兵役义务之间的冲突，前者在抽象层面上与宗教自由发生冲突的是受教育义务而非受教育权，亦即国家能否强制适龄儿童于特定时间接受义务教育，以致间接影响宗教自由的行使，仍是典型基本权利侵害问题。[38]Vgl. Lrich Jan Schr?der, Der Schutzbereich der Grundrechte, 2016, S.641. [39]Vgl. Volker Epping, Grundrechte, 7. Aufl., 2017, S.29;（日）阿部照哉、池田政章、初宿正典、户松秀典编著：《宪法（下册）——基本人权篇》，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确实，倘个人都能作出妥当选择，则无所谓基本权利冲突——若人人皆为天使，则无需政府。
这一差异难谓有足够说服力，当学校处于优势地位时更是如此。本案不存在此类干预……毋宁只是一公民针对另一公民而提出的请求，即，将个案中民事法律关系予以具体化。前几年在香港工作时，一些记者曾经问过笔者，外国的执政党都有明确的执政期限，你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期限是多少年？我回答说，我们党是长期执政党，多长呢？那就是直到我们党实现了最低和最高纲领。
二要加强履职能力建设。同时，加上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民族、各个阶层都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因此，中国共产党发挥组织优势解决了过去社会一盘散沙的问题。[3](pp.291-292)根据唯物史观，笔者始终认为，贫困无法治，乱世无法治，愚昧无法治。从严治党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依规治党，二是依法制裁违法行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这是一个涉及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命题，介绍容易，深入进行学理分析较难。
所谓执纪和执法贯通，首要的就是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纪法分开，既要着重强化日常管理和监督，抓早抓小、防微杜渐，释放纪律的强力震慑和刚性约束，让党员少犯错误少违纪。习近平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四、依法治国是党实现长期执政的制度保证 笔者认为，依法治国和从严管党治党相结合、执纪和执法相贯通，是党实现长期执政的制度保证。为此，2017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对《意见》实施的组织领导，各地区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把《意见》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②参见刘飞：《关于亨廷顿政治秩序论的几点思考》，《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没有党的领导，人民利益就容易碎片化。五是抓作风从严，坚持以上率下，锲而不舍、扭住不放，着力解决许多过去被认为解决不了的问题，推动党风政风不断好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三曰不知道国家与国民之间关系究竟如何。[1](p.34)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保证，依法治国是党的主要领导方式，是保证党长期执政的一种重要制度。
[5](p.30) 为什么说党的主张必须通过人民民主制度运行的检验，才能体现党代表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因为民主是按照程序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集中民意的重要方式，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普遍采用的方式。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人治是无法实现长治久安的。
党的领导、人民民主是依法治国实现良法善治的基础。(一)党的领导为依法治国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组织人事保证和思想理论支撑 第一，党的领导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正确政治方向保证。2014年1月23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2013年下半年中央巡视组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中指出，要以问题为导向，派出侦察兵，哪里反映声音大、问题多，就派到哪里去侦察，就像公安系统的110、路面巡警制度，要在创新机制上下功夫。第五，党的主张能否在社会基层落地，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能否把党的主张通过基层民主变成基层群众的村规民约、共同行动。中央要求省区市党委书记和中央部委部长(主任)、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书记对巡视发现的重点问题，要点出具体人头、提出具体意见，不能点个卯、表个态就完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把三者真正打通、有机统一起来。
1804年，拿破仑拿着《法国民法典》向所有法国人宣布：公民一律平等理解法律现象背后的人的活法，包括生存状态和思维特性，理解法律生活的意义世界。
中国的法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重要分支，其重要研究成果也是社区研究的产物。法律经验研究，强调通过质性理解来把握法律现象，探讨法律制度的实践过程和效果。
二是更具有现实性和动态性，不仅包含法律规定的程序，还包括法律规定之外的程序，更重要的是包括很多未被法律明文表述的互动过程。司法过程是在宏观司法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下，文本上的法律制度、司法权落实到具体司法实践的过程。
例如，大规模群体的有关问题，有限变量之间明确关系的测量，众多变量之间关系的锚定，这些问题最好用实证调查或实验方法去研究。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尝试开展实地调查，立足中国基层社会分析法律和法治问题。着眼上述方面，法律经验研究可以理解法治是如何具体展开的，理解具体的人在法律制度下的生存状态和生活逻辑，理解法律在社会中实践的过程、后果和内在逻辑，理解法治实践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条件。基层执法机构处于执法一线，既有一定的能动性和裁量权，也受到执法系统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基层执法就是一线执法者的能动性和诸种制约的产物，是执法体制在基层社会运作的样式。
虽然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在英文中都是empirical research，但强调质性理解的经验研究与受实证主义影响的实证研究区别甚大，因此笔者较早在法学界提倡使用法律经验研究，将之与法律实证研究进行区分。法律制度背后隐藏有安顿人生与人心的意图，法治模式之中有人心政治的思路，它们反映不同时空下人们的观念、活法和价值系统。
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华中村治研究领域从农村走向城市，乡村治理研究进一步扩展到城乡基层治理研究。由于司法干预社会的能力有限，法律实施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从中央到基层的政府系统。
法律社会学中的司法研究传统较为深厚，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总体而言，法律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基层治理研究这三种研究传统，同时滋养了法律经验研究，给予了法律经验研究不可或缺的方法论启示和借鉴。
而且，相对于法律所需要重组的社会生活的广泛面向和深入程度，推进法律实施的政权力量和国家能力仍然不足。华中村治研究早已不限于村庄研究，诸多研究已经在乡镇、县域、城市层面展开，但村庄和社区仍然是理解问题的基础。尤其是中央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在立法工作中常常起到主要推动作用，力图通过法律来改变重组社会生活。例如，严景耀曾到20个城市的监狱进行调查，收集300多件犯罪的类型个案，从12个省监狱记录中抄编统计资料，据此研究20世纪初中国的犯罪问题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开始，法律社会学有了新的发展，法律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和文献被大量翻译，法律社会学的理论框架被提出和丰富。
社会人类学早期以原始部落为研究对象，区别于以本国社会为研究对象和领域的社会学。这种研究思路可以借鉴用于理解法律运行过程，自上而下的政策过程与自上而下的执法过程具有相当的类似性，用类似视角去看法律运行过程，可以深入社会内部理解法律秩序机制，从过程理解法律运行机制。
如何有效执行法律，提高法律实效，使法律规范背后的经济社会政治目标得以实现，是执法系统需要面对的问题。执法过程的经验研究，可以从法律传递、一线执行这两个环节切入，从而勾连起一切相关的因素。
在利益维度之外或之后，法律生活还可能关联人生与人心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心态、精神、价值诸层面。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法律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国家战略布局的重要方面。
